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当家人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将分组作业改为包干到户。为表明风险共担，18人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就是这次秘密会议，就是这18个“红手印”摁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惊雷”——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此拉开序幕。

那么小岗群众“偷偷摸摸”干起来的“包干到户”何以能推广开来？小岗村又何以能成为全国“大包干”的典型？这与44年前的一篇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的调查报告有着重要关系。

小岗模式对不对，要靠调查来证实

这篇调查报告的缘起，要从人民公社时期说起。

1958年7月1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成立，此后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农村都实现了公社化。“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但这种模式却存在着管理上过分集中，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诸多弊端，到了70年代后期这种弊端带来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

当时的小岗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因为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无法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梨园公社成为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之一。每逢冬春之际，穷困的小岗人便成群结队地外出要饭，成了远近闻名的“讨饭庄”。

雪上加霜的是，1978年，安徽大旱，凤阳的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小岗不少人家已到了断炊的地步。

为了救灾济民，安徽省委于9月出台规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分配征购任务；从集体土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当年，为了能够顺利度荒，凤阳县马湖公社率先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定工”生产责任制，凤阳县委对这一突破以队为基础的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1978年秋天，小岗生产队的20户人家被凤阳县梨园公社分为两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小岗生产队在推行这一模式时发现，这种分组作业的方式还是很难调动大伙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小岗的18户人家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商议分田单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

“包干到户”果然见效，小岗的生产得到了发展，社员的收入大大增加。小岗生产队的事情很快被公社发现，被县里知道。

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是农民出身，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主动担当，先后十多次到小岗村，观察他们的责任制实施情况，帮他们解难题、定计划，并确定了“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策略。

但纸究竟包不住火，小岗村的生产模式影响越来越大，在当地几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庭元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主动向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汇报了小岗村“包干到户”的情况。

1979年初冬，时任凤阳县书记陈庭元（左）向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了解实行“大包干”后的增产情况。

向万里汇报后，陈庭元又一次前往梨园公社调研。公社干部对他说，县委同意小岗包干到户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任何一级文件正式批准，万一县委书记调走了，怕没人承担这个责任，县委应该下一个文件才好。陈庭元完全理解公社干部的担忧。他也最终下定决心，不再像之前那样回避了。因为在他看来，“包干到户”这个全新的娃娃，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彰显着改革的活力，反映着人民的创造，它不应该是一个不合法的生灵！必须向上级如实汇报，取得上级的支持，让“包干到户”取得合法的“户口”。于是，他决定派人到小岗村进行详细调查，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看看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生产模式到底是对还是错。

看了调查报告，万里说“我要到小岗去看看”

1979年12月，一个30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小岗，住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当地人都熟知的吴庭美。吴庭美是小岗生产队东面大严生产队人，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县委政研室工作。

他就是受陈庭元所派回来调研“包干到户”的。吴庭美在小岗待了一个星期，对每一户人家都做了认真调查，对历年的生产情况进行了统计对比。

陈庭元对于吴庭美进行的调查工作十分关心，中途他陪同省里一名领导到小岗视察，特意找到了吴庭美，向他了解调研的进展情况。此时，调查报告的初稿已经出来，陈庭元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其他的都行，就是写1960年饿死人的内容，是不是就不要说了。”吴庭美说：“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写了，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小岗人为什么一心要搞包干到户。”省里的那名领导听了说：“如果是事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这样，陈庭元就同意了。两天后的12月20日，吴庭美回到县里，上交了一份7000余字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杜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就是这么产生的。

1980年1月24日，万里带人赶赴小岗村进行调研。

1980年1月上旬，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陈庭元利用参会的机会，将这篇调查报告亲手交给了万里。万里连夜细读，说“我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小岗实行包干到户的艰难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他。第二天，万里对陈庭元说：“我要到小岗去看看！”

1月24日，万里在陈庭元等人陪同下，踏着泥泞进了小岗村。他一家一户地看粮囤，高兴地说：“哦，这下‘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这时，村民严宏昌向万里“告状”：“有人说小岗‘包干到户’，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不让我们干。”万里郑重地说：“谁不叫你们干，你就问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生活富裕，就照他的干。不然，对不起，你们照干你们的。”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捧出小岗村民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的小岗之行，等于给“包干到户”发了通行证，正在苦寻大包干到组后，组内核算、分配办法的凤阳农民，纷纷转向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也由此从暗处走到明处，从当地走向了全省，再由个别省份走向了全国多个省份。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印发，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至此，“包干到户”不仅取得了“合法户口”，还上升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

一篇“像读小说一样”精彩的调查报告

因为吴庭美的这份调查报告实事求是、态度鲜明地肯定了小岗模式，在推动“破冰”式的农村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这篇调查报告原件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那么这篇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让万里“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

2003年《农村工作通讯》，首次全文刊发这篇调查报告。

2003年《农村工作通讯》“往事追忆”专栏，首次全文刊发了这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二十多年生产力受到连续摧残”，回顾总结了小岗生产队从1956年到1978年这二十多年间，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文化大革命”，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所遭受到的干扰和破坏。调查报告用详细的数据统计和事实事例进行了论证，如将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岗的人口、全年总产、全年人均等生产生活数据制作了简明统计表，有力地说明了小岗一直陷于贫困落后之中的事实。同时用社员严金昌的事例，讲述了这个靠自己辛勤劳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其经济状况“充其量也只是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充分说明了当时“极左路线”和“平均主义”的教训是多么沉重。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一年的喜悦和期望”，则讲述了小岗实行“大包干”一年来，生产大大发展，社员生活大大改善的情况。正如调查报告中所说，“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是让事实来回答：今年全队粮食总产66185千克，相当于1966—1970年5年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17600千克，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有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报告中还提到，“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吸引力’带来的‘麻烦’”，写了小岗模式被传播开后，很多人到当地参观访问，各种议论也随之而起，当地干部群众对这种情况既“自豪”也“担忧”的矛盾复杂心理。同时，作者在报告中也态度鲜明地指出，“我们认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而生产，它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40多年后再读这篇调查报告，依然能生动地感受到40多年前农村改革在基层所蕴积、萌发的巨大力量，这篇调查报告所传递出来的调研作风和文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是坚持真理的勇气。中国农村改革能从小岗“破冰”，与万里、陈庭元等优秀领导干部非凡的政治胆识密不可分。吴庭美当时虽然只是一名基层的普通干部但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有着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勇气。在这篇调查报告中，他不回避矛盾问题，不顾及当时政治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勇敢地向大家披露小岗的真实情况和大家的真实想法。时任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说，“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

二是充满真挚的感情。吴庭美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有着这种特殊的感情，吴庭美在调查报告中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同时也以热忱的态度赞颂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头实行“包干到户”的智慧和勇气。

三是生动鲜活的文风。万里看完这篇调查报告后说“像读小说一样”，就是肯定了其内容的精彩和文风的生动。特别是文章标题“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形象而直接地指出“包干到户”就如同是医治农民贫困最关键的一剂“补药”。调查报告中还有大量的数据和事例，有许多农民生动鲜活的语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少“金句”，如“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到户’一剂药”“算盘响，换队长”“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粮食斗少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等等，细细读来能让人产生作者在与农民聊天话家常的画面感。

来源：新湘评论